不知道读者是否想过这个问题，那就是古代两国交战，为什么一定要攻打城池。既然敌人都躲在城里，我方直接占领大片城外的土地不就挺好。

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城市的诞生和早期功能，是个有意思的话题。

城，顾名思义，是有城墙的定居点，一般有较强的军事防御功能。但现代考古学家认为，中原华夏文明的早期聚落多以邑的形式存在，如偃师的二里头遗址（夏都）等。邑，没有大型城墙的围合，各种功能区有规划地分布其中。中原早期聚落之所以敢于不设城墙，可能是华夏部落的人口数量和军事技术一直占绝对优势（有种假设认为夏民族不是本土演化的，而是在“炎帝黄帝时期”外来的拥有先进文化、技术的迁入者），非夏族的小部落侵犯夏邑毫无胜算；而华夏族内部有共尊天子的传统，内部矛盾不会诉诸全面战争。因此，没有必要给居住地建起高大的城墙。

只有在远离中原王畿的地区，为了控制战略资源（如盐、铜锡矿、木材、玉石等），华夏族人沿水路、陆路建立了一些定居点，这些定居点往往三面环水，形成天然屏障；有些人工开凿了环壕，形成“护城河”，开凿壕沟挖出的土正好堆成壁垒，作为防御工事抵挡蛮族。这就是早期城的雏形。

在商代以前，真正的广域国家尚未出现。早期的部落名称，如有扈氏、有易氏、河伯，大多是以地为名、以水为名，体现了统治范围的局限性。早期氏族部落之间更多是联盟、军事共同体之类的松散关系。直到盘庚迁殷之后，大的氏族部落人口超过 10 万；天子之下，又有公侯伯子男的分封。氏族首领为了扩大封地范围，获取更多利益，开始主动开辟新的定居点，实施圈地，最成功者如周人。这时，华夏族的内战更频繁激烈，在牧野之战达到了一个顶峰。

周人用于圈地的新建城池，就和早期自然形成的邑有了不同。除了要防卫住在城里的居民，还要起到戒备整个地区的作用。这和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作用有点类似，城市成为了机动部队的基地，靠近城市的敌军将随时处于攻击范围内。

长途奔袭的部队过境非己方城市周边，是相当有风险的。部队在野外缺少工事保护，行动也容易被侦察。城中守军可以选择最有利的作战时机、作战位置对野外运动中的敌军进行突袭，甚至在道路上设下埋伏予以歼灭。即使行动没有完全取得成功，也可以迅速退守城内。这种战术对敌方的后勤补给线是致命的打击，粮队、商队很容易被打劫，让前方部队失去补给。

左传中记载的秦晋崤之战，就是一个长途奔袭反被中途伏击的例子。秦穆公趁晋文公去世，准备偷袭千里之外的郑国。秦军投入了 300 辆战车，从冬季出发，走到来年春天，才到了滑国。滑国的地望在河南偃师西南，也就是现在的郑州和洛阳之间，距离咸阳约 400 公里。可见春秋早期行军速度不快，800 里路至少走了一、两个月。

鉴于行军缓慢导致行踪暴露，秦军在一番考量后放弃了攻击郑国的计划，洗劫了滑国就原路返回。到这年四月时，回撤部队经过崤山，被埋伏在那里的晋军全歼。

崤山是在关中平原与河洛平原之间、黄河南岸的天然屏障。从下图中可以看到，崤山支脉直抵黄河岸边，关中与河洛地区往来，必然经过崤山一带崎岖的山路。

这场战役教育了春秋时期的军事家们，远征部队必须有沿途城池保护，否则只能速战速决。后来，秦在崤山以西的咽喉要道上借助山势兴建了函谷关。无论绕崤山北线还是南线，都要经过函谷关才能进入关中。函谷关在以后的历次战争中体现了重要的战略价值。

可见，在春秋中后期，城变得更加重要起来。一国的资本，也开始按拥有城的数量和拥有战车的数量来衡量。从“齐地方千里，百二十城”的比例来看，每座城之间的距离估计在几十里到一百里之间。城周边五、六十里以内的辐射圈，都是守城部队可以突袭的范围（步兵一日可达，而牛车辎重至少要走三、五日才能穿越）。这一间距与今天县的规模基本相当，先有城、再有县应无疑义。

最后，需要承认的是，绕开中途的城池不打、直奔主题的例子也不罕见。尤其是在平原上，进攻一方可能出其不意，直捣防守方的大本营。只不过这种战争一般必须进展很快，要在防守方来不及组织力量勤王时，攻下都城，消灭王室。否则久攻不下，补给迟早会成为负担。

我们可以计算，一支 3000 人的部队每月消耗口粮至少 15 万斤，用负载千斤的古代牛车运输，至少 150 车次，这还没有计算车队自身的粮草消耗。也就是说，要维持 3000 人在千里之外（往返一次四个月）打持久战，至少要投入 600 辆以上的补给车队往返于前后方。这个比例显然是失调的，也容易成为被伏击的对象。因此，除非是天子的王师，所经之处都能提供给养，地方诸侯的军队一般是无法任意巡游九州、四处征伐的。

这就是城池在古代战争中的作用。在和平时期，城市的繁荣推动了工商业和文化发展。诗云，“彼都人士，狐裘黄黄。彼君子女，绸直若发。”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俊男美女云集的繁华之地，那又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