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儒家思想的一点思考

近期读了畅销书《未来简史》,对书中关于人文主义的发展、虚构价值的力量、智能时代对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冲击等话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同时,也在思考一个问题——先不考虑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普通个人的经济价值趋近于0这种有争议的远期命题,仅以目前的世界为背景思考,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思索——以自由和人权为旗帜的现代人文主义,是否真的像书中所述,是对现代社会最优的价值观系统,而没有任何代替方案?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,无可否认是一个在恒稳态农业社会中极其成功的价值观理论,为什么在近代受认可程度下降?儒家推崇的价值中,哪些不再有意义了,哪些仍然被现代社会重视?儒家思想,是要面临被全盘遗弃和淡忘,还是能否被辨识出3000多年成功背后的思想主线,修正不再适合现代社会的部分,重新融合进入新的价值体系?

可以讲,作为一种意识形态,儒家思想在近代人文主义思潮出现以前,具有世界领先性。不仅是从延续时间、统治的人口与经济规模、取得的文化成就上,在同时代领先;更重要的是,儒家用一种世俗的理念统治天下,而没有过分依赖于宗教、神话,这无疑是一种领先性。西方人担心宗教的地位动摇后,社会将陷于溃散,而中国人没有这种担心,中国人习惯将宗教和神话置于次要的地位,这并不会带来皇权-士大夫社会结构的解体。

窃以为,儒家学说在近代认可度下降,很致命的一个原因是后人将简单的原则复杂化了。尤其是当儒家经典成为应试科目之后,为了服务于人才选拔,拉开梯度,儒家学说被从一种简单的理论发展为过于复杂的体系,人们渐渐迷失了对简单主线的把握,而过分注意一些教条、经典中的章句解释。其指导社会行为方面中,也由于简单性的丧失,导致信众也是常纠结于细节,关注复杂的礼法和迂腐的陈规陋俗。即使到了今天,打着儒家旗号的“女德班”、儿童国学班,很多也是错把关注点放到形式主义上,比如讲授古典礼仪,背诵经典著作等,甚至有人还试图复辟一些已腐朽的东西。

同时,在儒学服务于功利目的之后,其道德和美学价值有了一定的下降。不论宋代还是今天,家长送子女学习儒学,都有一些功利目的,宋代人知道背这些东西是为了考取功名,现代人也往往将学习与个人未来的某方面优势挂钩。目的不纯,难免导致有不少所谓“学成之人”,根本没有从心底认同儒家先贤的思想。因此人们总能发现,熟读圣贤书的人很多都是伪君子,最后普遍把儒学视为一种谋取权力、平衡利益的权变学。

由于大量存在这些只能增加儒学污名的低层次队友,对改革开放后出生的、接触西方教育体系更多一些的新知识分子来说,可能不少人对儒学的好感不高,或者只将其理解为一些古典著作,作为一般通识有所了解即可,而不是将其理解为在现代仍有意义的价值观。

笔者斗胆希冀于从一个现代极简主义的视角再阐释儒家思想,是否能从儒家意识形态中,提炼出2-3个起旗帜作用的现代词汇(如自由人文主义的“自由”、“人权”、“平等”、“博爱”)?即便是一个不熟悉中国古典著作的外国人,或者是一名文化素质不高的普通劳动者,只要发自内心地接受这些词汇代表的价值的美学重要性,是不是也能视他们为儒家价值的认同者,而不必要让人人背诵古奥难懂的经典,更不必要将儒家经典列入主要的应试科目。

为了继续这个思索、找到儒家思想的主线,可能还要从四书读起,而儒学的入门之道,早有定论,在《大学》之中。后文也是主要围绕《大学》的第一章展开的。

《大学》篇名即能反映该篇对于儒学理论的重要性。至宋代朱熹之后,《大学》更是确定了其儒家经典之首的地位,在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,对这种重要性做了权威的论述:“大学之书,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。盖自天降生民,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。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,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… … 及其十有五年,则自天子之元子、众子,以至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之适子,与凡民之俊秀,皆入大学,而教之以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 … … 其学焉者,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,职分之所当为,而各俛焉以尽其力 … … 学者必由是而学焉,则庶乎其不差矣。”

可以看到,古代中国人十分自信于这套价值观理论,它能够有效地指挥整个封建社会,使得大规模社会化分工协作成为常态。明朝有那么多不称职的皇帝,社会机器还是能够有效运转上百年,靠的正是知识分子阶层自知“职分之所当为”而各尽其力的统一意识形态。即使用现代的观点看,不借助有神论宗教,就能安抚整个社会遵从一定秩序;不借助有神论宗教,能在社会现实偏离该价值观的理想状态时,激励知识分子-士大夫阶层奋不顾身力挽狂澜,光复正统,可以说是人类思想的出色成就之一。

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,事有终始,知所先后,则近道矣。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;欲诚其意者,先致其知;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,知至而后意诚,意诚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

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,其所厚者薄,而其所薄者厚,未之有也!

第一句话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”共16字,它是儒家统治理论的高度概括(但还不是我们要寻找的儒家价值观的旗帜)。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观点去解释,它也可以看做是对中国古代统治者领导力来源的解读:治理一家、一门、一庭、一国乃至天下的领导力从何而来?在明明德、在亲(新)民、在止于至善。

跟现代的各种商业领导力模型相比,可以发现《大学》中的领导力维度相当精炼,仅有“明明德”、“亲(新)民”、“止于至善”三点。而现代的商业领导力模型动辄具有4到6个维度,例如通用电气的4E模型“充满活力”、“鼓舞人心”、“决断敏锐”和“行动有力”。思考为什么中国先贤选择了前者,而不是劝告帝王们要更加果断自信、更加注重执行效率、更加外向善言,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中国古代帝王里,不乏果断的行动派,也不乏演说家,例如为了迁殷与贵族进行艰苦卓绝辩论的盘庚,但儒家并不以这些出色的个人能力为侧重点加以推崇,至多是将其归纳在“百家众技”之中。那么何为“明明德”、“亲(新)民”、“止于至善”,在《大学》的传解中有更进一步的解释。

传一

康诰曰:“克明德。”太甲曰:“顾諟天之明命。”帝典曰:“克明峻德。”皆自明也。右传之首章。释明明德。

传二

汤之盘铭曰: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”康诰曰:“作新民。”诗曰:“周虽旧邦,其命惟新。”是故,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右传之二章。释新民。

传三

诗云:“邦畿千里,惟民所止。”诗云:“缗蛮黄鸟,止于丘隅。”子曰:“于止,知其所止,可以人而不如鸟乎!”

诗云:“穆穆文王,于缉熙敬止!”为人君,止于仁;为人臣,止于敬;为人子,止于孝;为人父,止于慈;与国人交,止于信。

诗云:“瞻彼淇澳,菉竹猗猗。有斐君子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,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,终不可喧兮!”如切如磋者,道学也;如琢如磨者,自修也;瑟兮僩兮者,恂栗也;赫兮喧兮者,威仪也;有斐君子,终不可喧兮者,道盛德至善,民之不能忘也。诗云:“于戏!前王不忘!”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,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,此以没世不忘也。

右传之三章。释止于至善。

所谓“明明德”,根据上述释义,应是彰显和弘扬(第一个“明”)圣明(第二个“明”)的德行之意。至于何为“圣明的德行”,可能接近朱熹讲的“天降生民,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”。用今天的语言讲,就是普世的、“仁义礼智”的价值。若再继续追问仁义礼智,则要通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所记述的圣人言行,领悟其中的含义。在《论语·里仁》中,孔子对曾子说“参乎,吾道一以贯之!” 曾子曰:“唯”。但遗憾的是,孔子本人并没有亲口说出他的思想如何“一以贯之”,只有曾子对门人很简单的评述:“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矣。”通过对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研读,我们大概得知“忠恕”应是一种“克己为仁”的道德修养。而对于什么是仁,《论语·颜渊》、《论语·雍也》、《论语·阳货》等篇中均有大量论述,其中形式上最接近定义的是“夫仁者,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,可谓仁之方也已”。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富有同理心、利他心、先人后己,善于成全他人、爱护他人,待人宽厚、诚信,做事得体、有风度等一系列有益于人际关系和社会公义的美好德行。因此归纳一下,我们可以将儒家的“明德”解释为“普世的、以克己为仁为主线的一系列克制过度私欲、善待他人、讲求恭宽信敏惠的道德、礼仪和行为准则”。

讲到这里,还有题外一字不得不提,那就是“中”。也是刚才提到曾子说的“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矣”的“忠”。《中庸》开篇一段,也谈到了“天命”之“性”,天地之道,和上边我们分析的“明德”有类似的成分。

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,不可须臾离也,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,故君子慎其独也。喜怒哀乐之未发,谓之中;发而皆中节,谓之和;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

仲尼曰:“君子中庸,小人反中庸,君子之中庸也,君子而时中;小人之中庸也,小人而无忌惮也。”

子曰:“中庸其至矣乎!民鲜能久矣!”

子曰:“道之不行也,我知之矣:知者过之,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,我知之矣:贤者过之,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饮食也,鲜能知味也。”

子曰:“道其不行矣夫!”

子曰:“舜其大知也与!舜好问而好察迩言,隐恶而扬善,执其两端,用其中于民,其斯以为舜乎!”

对于“中”字的理解,虽有“喜怒哀乐之未发,谓之中”的字面解释,但是根据儒家经典语境来看,在更深层次上“中”就是指刚才归纳的“普世的、以克己为仁为主线的一系列克制过度私欲、善待他人、讲求恭宽信敏惠的道德、礼仪和行为准则”。在儒家看,这是天赋之人性,即《中庸》的“天命之谓性”,也是朱熹讲的“天降生民,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”。遵从这套准则的价值主张,就是孔子所谓的“道”。有了这个理解,才能正确看待“中庸”的价值理念。应该说,孔子的“中庸”,也即“忠恕”,绝不是现代汉语中“不好不坏、不左不右”的折衷主义含义,而是道德行为上的普世价值。当然,这个“普世”是孔氏宣扬的普世,以克己为仁为中心,和今天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还是有着很大区别。至于“庸”字、“和”字,以及“忠恕”的“恕”,笔者理解是次一级的现实的行为准则——即使达不到“中”的理想标准,对偏离的行为有一定节制,“发而皆中节”、“隐恶而扬善”,就可以算是“庸”、“和”、“恕”了。对于现实中的人、领导者,能做到“庸”、“和”、“恕”的标准就已经很难能可贵了。尤其在现代社会,人不可能不追求私欲,克己到喜怒哀乐不发的程度,不但没人能够做到,也不是人们所认同的。但发而皆中节,则天然具有一定合理性,是对“自由”“人权”的必要补充。

独立于传世文献的一篇出土文献《清华简·保训》也论述了“中”的重要性。

隹(惟)王五十年,不豫,王念日之多历,恐坠保(宝)训。戊子自靧水,己丑昧[爽]……[王]若曰:“发,朕疾适甚,恐不汝及训。昔前人传保(宝),必受之以詷。今朕疾允病,恐弗念终。汝以书受之。钦哉,勿淫!昔舜旧作小人,亲耕于历丘,恐求中,自稽厥志,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。厥有施于上下远迩,乃易位设稽,测阴阳之物,咸顺不逆。舜既得中,言不易实变名,身兹备,隹(惟)允,翼翼不懈,用作三降之德。帝尧嘉之,用授厥绪。呜呼,祗之哉!昔微假中于河,以复有易,有易服厥罪,微亡害,乃归中于河。微持弗忘,传贻子孙,至于成汤,祗备不懈,用受大命。呜呼!发,敬哉!朕闻兹不久,命未有所延。今汝祗服毋懈,其有所由矣,不及尔身受大命,敬哉!勿淫!日不足惟宿不详。

《保训》讲的是周文王对周武王姬发留下的遗训,不见于传世文献,直到2008年一位清华校友捐献了一批隐去来历的战国楚简,才重见天日,且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其非后世伪作。该篇讲了“中”的来历,“昔舜旧作小人,亲耕于历丘,恐求中”,“舜既得中”,“帝尧嘉之,用授厥绪”。这和孔子所言“舜其大知也与!”“用其中于民,其斯以为舜乎!”相互吻合。可见周人普遍认为“中”的思想起源于舜。而后《保训》中又讲了一个商族远古首领上甲微与“中”的故事。上甲微是商汤的六世祖,《山海经》和《竹书记年》记载,在夏王朝时期,商族首领上甲微之父王亥,曾赶着牛群商队经过有易国周边,结果有易国君主绵臣看中商队的财物和牛羊,杀死王亥并劫掠了财物。当时商族的实力不足以报复有易国,上甲微在四年之后才成功说服了另一个大族首领河伯,向河伯借了军队征讨有易,最终杀死了绵臣为父复仇。但《保训》讲述这个故事没有侧重在王子复仇记上,而是有意思地提到“昔微假中于河,以复有易,有易服厥罪,微亡害,乃归中于河。微持弗忘,传贻子孙,至于成汤,祗备不懈,用受大命”。通过这段记载,我们可以猜测,大概周人认为上甲微向河伯借军队的同时,从河伯那里学到了“中”的道理,这样即使后来归还了军队,“中”的道理让上甲微终生不忘,并传授子孙,发扬光大,到了商汤终于成为天下共主。把“中”理解为“普世的、以克己为仁为主线的一系列克制过度私欲、善待他人、讲求恭宽信敏惠的道德、礼仪和行为准则”,就可以很容易地看懂这段古文。

即使《大学》的作者没有直接用“中”这个字,也应当领会,“明明德”里的“明德”,和“中”的含义是相同的,代表了当时的这种普世价值。我们如果不跳出来讲对“中”的理解,恐怕对“明德”的理解也是很干瘪的,这句话的亘古的道德美学价值也会下降。

“明明德”三字中,前面作为动词的“明”,则增添了几分世俗政治智慧色彩。为什么不是“在克明德”,而是“在明明德”,是突出了这种弘扬、宣传的重要性。通过读历史我们知道,很多情况下,帝王并不都是道德的绝对楷模,但无一例外地会大肆弘扬代表美好道德的行为,而对于有悖于道德的事情,则极力隐瞒掩盖。在这方面,东西方似乎并无差异。西方似乎也没有领导力方面的研究把“实事求是”列入有益的领导力维度。相反,“实事求是”往往是作为反对派、少数派时所持的立场。那么,“明德”本身是否是像上帝一样,仅仅是被虚构出来的概念?

实际上不只是一些后世帝王的“明德”是虚构的,儒家经典关于上三代美好图景的描绘,肯定有某些方面存在着大量虚构。就像基督教对于天堂的描述一样,在某种程度上说,是欺骗人们向着一个方向努力。有意思的是,在先秦时期,儒家对上三代的热情赞颂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。也许是因为先秦时期离夏商周还不算久远,历史文献资料和口口相传的故事还留存很多,相当一部分统治阶级成员认为儒家是故意厚古薄今、危言耸听。列国的王室公卿,少有真心相信孔孟之道者,其中以秦国尤甚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认为远古的帝王至多是以大邦首领的身份,担任部落联盟共主而已,夏商周根本不能和他建立的大统一帝国相提并论。所以秦朝官员创造了“皇帝”的名号,以彰显嬴政在历史上的显赫功绩。对于宣传上三代美好的儒生,秦朝对他们进行残酷的镇压,并导致了相当多的历史文献失传。

但秦朝的帝王和官僚没有想通,其实儒家这种虚构是能迎合天下人普遍的心理需求的。就像在欧洲人内心需要天堂的存在,汉唐宋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也需要一个美好世界的愿景,以之为奋斗目标。因此,哪怕孔子夸张了一些史实,人们还是用儒家历史文献上对上三代记述的美好,去论证应当克己为仁,而不是屈从于“诸侯力政,强凌弱,众暴寡”的丛林法则。只有这样,才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,将大批知识分子团结起来,形成一个能够驾驭帝国的官僚组织。所以到汉朝,皇帝和官僚阶层又重新皈依儒家思想。西汉初年,以贾谊《过秦论》三篇为代表,知识分子对秦朝的失败进行了反思。贾谊批判秦始皇炫耀一己之才力,不相信儒家推崇的王道,而借助严酷的律令和狡诈的诡计对天下进行管制,一旦继任者没有前任一样的个人能力,帝国体系就马上面临着崩溃的挑战。秦王的“自奋之智”,大概和我们今天商业领导力模型中的个人素质要素重合更多,但却是贾谊指出秦王朝短命的缘由。

秦王怀贪鄙之心,行自奋之智,不信功臣,不亲士民,废王道而立私爱,焚文书而酷刑法,先诈力而后仁义,以暴虐为天下始。夫兼并者高诈力,安危者贵顺权,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。秦离战国而王天下,其道不易,其政不改,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。孤独而有之,故其亡可立而待也。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,并殷、周之迹,以制御其政,后虽有淫骄之主,犹未有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,名号显美,功业长久。

而继承夏商周先贤思想精髓的儒术,则是强调君王为天下表率,君臣和广大知识分子都以仁为念,即使继任者没有出色的个人资质,虽“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,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…天下息矣。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,惟恐有变。虽有狡害之民,无离上之心,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,而暴乱之奸弭矣。”统治阶级终于意识到儒家思想在稳定社会方面的价值,儒学也在后续一千多年的发展中,与官僚制度、科举制度、监察制度更紧密结合,最终定型为一个高度成熟、极为稳固的意识形态。

回到《大学》文本,第二个维度“新民”,是一个颇具现代精神的价值观念。2000多年前的圣人能把“惟新”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,让人尤为赞叹。也许正是儒家思想成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,让先贤看到了“惟新”对于领导社会的意义。新是相对当下而言,对人民大众来说,人们总是非常在意当下经受着的各式各样的苦难和折磨,“去改变现状”是亘古不变的呼声,哪怕仅仅是从一种痛苦转化为另一种痛苦,或者是从一部分人的痛苦转化为另一部分人的痛苦。因此,只要是去努力改变现状、革除旧弊,就会有一批追随者,这是快速建立领导力的一种方式,尤其对于新继任的领导者而言。但是,“新民”也是一个充满凶险的过程,它考验着领导者能否有效平衡其地位支持力量的利益。政治家与其说是舵手,不如说是冲浪者,他们只能骑在历史趋势的大浪上展露手脚,一旦算错时机、看错方向,很可能瞬间被拍碎在水中。

“新”的对立面——“腐朽”常常是统治者行将就木的先兆。很多末代统治者苦苦地维系着旧的秩序,提不出让臣民为之一新的纲领,这也是危机四伏的状况。为什么“明明德”之后还要提“新民”,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,只有德行还不足以维持长久的统治,还要不断满足人民对于崭新未来的需要。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,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是由一个个不断革新的故事组成的。后来的人不断地改进着以前的制度,重新分配早先确定的利益。商业领袖不断提出新的商业模式,科学家创造新的理论,顶级艺术家和设计师用新的作品震撼世界。在现代社会我们很容易理解“创新”对于建立领导力的重要性,在2500年前的儒家学者也意识到并强调了这一点,让我们感到十分可贵。

至于第三个维度“止于至善”,是有些难于理解的。从字面上看,“止”和“新”是矛盾的,而“善”和“明德”又是相近的。那么为什么在这短短16个字的纲领中,出现了即矛盾又重复的语言。按朱熹《大学章句》释义:“止者,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。至善,则事理当然之极也。言明明德、新民,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。”似当为“保持弘扬美好的德行,积极除旧布新,不懈怠,不厌倦,直至尽善尽美”之意。笔者理解,“止于至善”是对终极美好的勾画,是作为纲领所必须的起升华作用的结尾,而不是和起具体行为指导作用的“明明德”、“新民”平行。如果没有这个结尾,单纯讲“治民之术,在明明德,在新民”,恐怕道德和美学价值就要下降,变成低级的政治权术。从现实来说,“至善”的状态可能永远不可企及,因此“止”也只是最终存在于理想世界里,和“新民”不相矛盾。或者从小一些的意义说,“止于至善”也是要求领导者保持住盛年时最佳的人格、心态和行事作风,毕竟我们看到太多管理者在晚年败于倦勤、享乐、操切、脱离实际、好大喜功等等,结合传解中“于止,知其所止,可以人而不如鸟乎”的释言,可以猜想此句亦有这方面的含义。

至于后文格物致知、正心诚意、修齐治平的内容,是儒家教授知识分子阶层自我修炼的方法论,即使放到今天,也并不过时。现代社会有很多焦虑的家长,担心自己孩子掌握的知识不够,通过大量填鸭式教学和补习,试图提高学习成绩。显然是没有理解“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,事有终始,知所先后,则近道矣”。从性格上说,同等智商下,文静而喜欢思考的孩子一般在学业上更容易取得好成绩。成人之后,感悟各种社会道理、规则也需要静心领悟。尤其是面临复杂局面时,如果没有耐心进行深入思考的话,很难快速做出符合长远利益的判断。关于修齐治平,如果我们解读为不懈追求做一个更好的自己,同时使自己的家庭更美满幸福,管理的组织和事业更兴旺昌盛,最终对社会和人类世界的进步做出贡献,又何尝背离现代的主流价值。

基于这些思考,我们还是看到了儒家思想中肯定蕴含着很多不变的智慧,但是距离开始时提出的“找出2-3个起旗帜作用的现代词汇代表儒家思想”的希冀,可能还有很大距离。笔者不知是否准确,这样几个词汇可能是古今未尝改变的积极价值:

Excellence,卓越,这是儒家“修齐治平”的入世态度的体现。有四个层次的卓越:一是对自身内在修养、知识能力和外在形象的追求;二是对为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家人创造幸福生活的追求;三是对自己管理的组织、机构、实体的效率水平、发展繁荣的追求;四是对人类的认知外沿进行扩展,对科学技术不断进行突破的追求。这四种卓越,大体就是所有惟新的方向。每个人的天生的能力不同,所处的起点和环境不同,掌握的资本和积累不同,因此并非所有人都有条件追求全部四个层次的卓越。然而,只要有一个方面在努力地去做了,去除旧布新、奋发进取,那就可以说是一个儒家入世理念的认同者。

Moderation,为仁,克己有节,这是对个人需求、利益的追求应有所节制的态度,以及对大喜、大怒、大哀、大乐的情绪应有所节制的态度。仁字的写法很有意味,笔者猜测,可能是劝诫人们将个人利益、感情放到第二位的含义。体会“卓越”和“为仁”这对矛盾体应当如何共生,是留给每个人思考的命题。什么时候应当“能近取譬”,什么时候应当“当仁不让”,标准应当是看行为的目的是个人的利益还是集体的利益。当面对单纯的个人需求和利益时,仁者就是要舍近求远,保持礼让,保持风度,己欲立而立人、己欲达而达人,不要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行事过于急切,这就叫克己有节;当面对集体利益时,不可辞让的,就一定不能推脱。这是儒家社会礼仪和行为准则的基石。明白这一点,不必死记硬背每件事的礼仪,遇到事想想是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太着急了,就能选择出合适的姿态。

Unity,大同,是“止于至善”的终极目标,也许是一个虚构的社会状态,但这是儒家思想美学价值的所在:人类从丛林社会而来,向大同社会而去,在未来的大同社会中,人类的任何弱者应该都能得到全人类的关怀、保护,而且人们也反过来普遍信奉着这套价值观——卓越、为仁、大同。但大同具体是什么形式,不好预测,很难超脱这个时代设想,她应该既不是中国古代尊王大一统的封建模式,也不应是诸侯各自为政,本民族优先的半丛林模式,这种社会需要后人来构造。

写于2018.9~10月之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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